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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纠纷中表见代理的认定
来源:www.gzblzls.com 发布时间:2021年07月08日


建筑工程是表见代理法律纠纷频发的领域,与我国建筑工程的管理体制有密切联系。很多具有高等级资质的建筑企,依托于自己的资质,在拿下建筑工程项目之后,将其分包出去,对于获得分包的企业或者个人,往往给个项目经理的名义,由其自主开展施工,自己只限于获取项目管理费,与项目实施发生的所有权利与义务则都由项目经理自己承担。这样的安排往往会导致潜在的法律纠纷。在很多时候,项目经理对外以发包方的名义签订合同,购买建筑材料、租赁建筑器材,雇佣劳务人员。在出现经营问题的时候,项目经理不能承担责任的时候,相关的合同当事人往往会要求发包方承担责任,而发包方往往会以相关人员不是本公司人员,没有获得代理授权,其行为构成无权代理相对抗。而一旦发包方主张无权代理之后相对方往往主张构成表见代理。

表见代理是建筑工程领域表见代理纠纷的典型案例,几乎所有与表见代理相关的理论与实务问题,都在这一案件中有所体现,因此也值得加以深入的剖析:

首先,表见代理在体系上属于广义的无权代理,而无权代理在形式上表现为名义上的代理人,没有代理权却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法律行为。关于代理名义,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来订立合同,就产生了代理的名义。在中国的实践中,印章的使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相关的合同上,的确使用了被代理人的合同专用章或者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章,那么代理名义的成立一般就不存在疑问。但是相关的合同并没有盖上被代理人的公章,这一事实的存在使代见代理的成立失去了重要的基础。

实务中,在这一点上往往不存在欠缺,也就是说,合同上的确盖有被代理人的合同专用章,但相关印章的使用并没有得到适当的授权,而是项目经理利用发包方印章管理上的漏洞,偷盖公章,或者项目经理以其他手段私自刻制印章,但是该印章的使用,在一些场合又的确得到了发包方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表见代理的成立就具有了初步的基础。因为相对人合理相信代理人得到了适当的授权是有基础的,印章就是最重要的证据。

在建筑工程领域,与印章有关的疑难问题,主要表现为以发包方的项目部的名义刻制的印章,其效果如何来认定。一般来说如果是得到了发包方的授权刻制的项目部的印章,并且其效果得到发包方认可的时候,其效果等同于发包方的印章。如果项目部私自刻制印章,并且其使用的效果,从来没有得到发包方的认可,那么相关印章的使用仍然不能产生足够的代理名义。

就此而言,如果发包方想要控制表见代理风险,就必须强化印章的管理。尽量杜绝其印章被项目部人员擅自加盖的可能性。同时也要注意对项目部印章的管理。尽量避免将那些加盖项目部印章的文书的效果直接等同于加盖发包方的印章的文书的效果。对于相对人来说,如果要控制自己的经营风险,把法律关系直接落在发包方身上,就必须坚持相关文书上都直接加盖发包方的印章。有了合格印章的使用,往往是自己权益的最基础的保障。

其次,关于相对人的善意无过失的问题。根据我国《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表见代理的成立必须以相对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对方有代理权为前提。换言之,如果相对人明知相对人的行为欠缺有权代理的要件,那么这时候,仍然要求本人基于表见代理就失去了合理性。

实践中,相对人在相关的笔录中曾经承认看了发包人与承包人的内部承包合同。这一合同上载明了承包人不得以发包人的名义对外从事商事活动,其实也就是明确否认了承包人以发包人的代理人的名义从事活动的可能性。这一事实对于本案的最终处理结果,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因为这一事实直接否认了第三人善意无过失地相信代理人具有代理权的可能性。虽然在后来的诉讼中,相对人试图否认这一事实的存在,但因为无法有效地否认笔录上所记载的事实,所以其败诉的命运基本上已经确定。

不能不说这是相对人在诉讼中的一大败笔。因为根据民法的原理,第三方的善意是推定其存在的,并不需要自己来证明。否认善意存在者应该举证推翻善意的存在。在本案中,相对人明知承包人不能以发包人的名义对外从事活动,这一事实本来应该是由发包人来承担的。结果由于相对人的自认,被轻而易举地予以坐实,使相对人善意的要件直接被摧毁。就此而言,在诉讼的进行中,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一定要有准确的认识,否则会使自己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民法学理上长期讨论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上的双重要件说与单一要件说。这二者的差别在于,除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相对人有代理权之外,还要求本人对于代理权外观的产生具有过失或者至少是其行为诱发了相关的代理权之存在的表象。其实,无论是双重要件说,还是单一要件说,都是试图在相对人与本人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保护力度,既不过于偏重保护本人,也不能损害第三人合理的信赖。

在建筑工程领域,由于分包现象普遍存在。很多所为的项目经理,其实就是承诺自己独立承担与项目相关的所有的权利义务的发包人。对于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经营模式,相对人其实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如果要强化自己利益的保障力度,强调法律关系的相对人不是分包人(他们往往是些建筑队,经济力量比较弱小)而是发包人,那么就必须采取各种方法,确保对方的确获得了有效的代理权授权,而不是性质和法律地位模糊不清的所谓项目公司。

但是从公平性的角度来考虑,发包公司仅仅凭借自己所拥有的高等级的建筑领域的资质,就可以拿到项目之后,不做具体的事情,分包下去,就可以收取数额不菲的项目管理费,而不承担任何经营险,其实也不见得就是合理的。如果发包公司,明确地授权某人以项目部经理的名义对外从事活动,但是又通过内部合同,约定自己对项目部所从事的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的内部约定并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仍然需要根据各种综合的标准予以认定。

从司法实务的角度来看,认定表见代理的构成不能基于一些单一的事实而必须考虑基本的利益关系。具体来说,如果当事人订立的租赁建筑器材的合同,相关的建筑器材的确用于发包方发包的建筑的施工,相关的利益最终归属于发包方了,那么就有足够的理由认定表见代理的成立。因为这样的认定符合事实上的利益结构。如果不这样,就可能会出现利益结构上的失衡。

总的来说,建筑工程领域的表见代理的诉讼和司法处理,一方面要遵循表代理的基本原理,按照相关的构成要件的体系,来形成案件的办理思路。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结合中国建筑工程领域实际状况,形成合力的裁判思路。

实践处理中提到的建筑工地施工牌的告示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虽然在这一事实没有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是作为实务中的一种常见的做法,建筑工地的施工牌上往往会将相关人员的职责、法律上的身份予以明示。这就构成了认定案件事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律师在办案的过程中,必须结合建筑工程领域的一些实务的惯例,去收集各种环境证据,形成办案思路。而法官则要清晰地厘清案件真实的利益格局,尽量使案件的认定结果吻合于实体公正的利益格局

在建筑工程领域的表见代理的认定上,还要有一定的政策性的思维。如果相关的法律纠纷涉及的是人数众多的建筑工人的工资,在认定法律关系的主体的时候,可能就需要考虑相关处理方案的系统性的社会后果。虽然后果不应该成为裁判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责任、权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应该成为基本的裁判理念。表见代理中的一些具有自由裁量因素的范畴,如有合理的理由、过错等,可以成为体现裁判的价值取向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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